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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一pp无论生活前行的脚步多么沉重和艰难

发布时间:2020-05-22 04:17:27 编辑:笔名

无论生活前行的脚步多么沉重和艰难,岁月的流逝却总是无情而迅疾的。屈指算来,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六十多个春秋,“四十、五十而无闻焉,斯亦不足畏也已”,何况已年逾耳顺。对一个渐入老境的人来讲,最为紧要的,恐怕不是别的,而是后世的尊敬和历史的认可,所以,如何评价老之将至的当代文学,如何对它进行历史定位,就成了一个让许多中国学者特别“焦虑”的问题。

也许是出于对“花甲之年”的敬意,也许是出于对“黄金时代”的向往,有些学者在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,常常表现出过度的慷慨和乐观——在他们看来,“当代文学”的成就已经超越了“现代文学”,只是由于“文人相轻”和“贵远贱近”的积习作祟,人们才显得“吝啬”而“苛刻”,未能积极地认识和评价自己时代的文学。而西方“汉学家”对当代文学毫不客气的否定,则激怒了另外一些学者,激起了他们义和团式的逆反心理,——他们不仅要“扶清灭洋”地反抗“西方”的话语压迫,而且要坚定地站在“中国的立场”,自己评价自己的文学,自己肯定自己的“价值”。

其实,在评价当代文学的时候,我们既不要过分“慷慨”,也无须过度“愤慨”。我们需要的,不是盲目乐观的“千禧年主义”,不是狭隘的“文化门罗主义”,而是更为积极的姿态:一种冷静而开放的对话精神,一种清醒而严格的自省意识。因为,光有“善意”无济于事,仅凭坚定的“中国立场”也不能解决问题,不仅如此,丧失原则的“善意”还有可能养成“没有用的烂忠厚”,而过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,则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文化自闭症。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和接受这样一些事实:首先,由于整个文化环境的不健全,由于当代作家的文化素质和文学修养的相对低下,我们时代的文学还处于很不成熟的状况,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;其次,我们不可能在没有“世界性”的参照语境的情况下,自言自语地进行自我阐释和自我评价,因为,歌德和马克思曾经预言和期待的“世界文学”的时代,早已不可抗拒地来临了,也就是说,世界各国的文学,已经进入了一个相互影响的新阶段,任何人都不能无视甚至拒绝“他者”的影响,更不能退回到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自大的国家主义立场。

所以,在评价“中国当代文学”的时候,我们一方面要克服沾沾自喜的自诩和自大,另一方面,要具有放眼世界、虚心向善的态度,具体地说,就是不要妄想确立一套“特殊”的“价值准则”,因为,任何时候,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都需要一些“普遍”的“价值准则”,都需要依据世界性的经典尺度和人类性的理想标准。尽管“反本质主义”的时髦理论鼓励人们怀疑并拒绝这样的标准和尺度,但是,这些“价值准则”不仅是客观存在的,而且是须臾不可少的。如果没有这样的具有普适性的标准和尺度,我们就不可能对任何作品的价值进行比较和评价。当然,这些“价值准则”——博兰尼称之为“上层知识”——不是凭空设定的,而是由伟大人物和伟大作品所提供的经验构成的。

毋庸讳言,用较高的“价值准则”来衡量,“当代文学”虽然也有成绩,的确出现了一些有才华的作家和值得欣赏的作品,但是,趣味格调和伦理精神上存在问题的作家和作品,也很不少。然而,对当代文学的缺憾与问题,我们的研究远远不够深入。某些学者与批评家甚至放弃了分析的态度和质疑的精神,失去了发现问题的热情与揭示残缺的勇气。在批评家与作家之间,也很少见到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和交流。对那些“成功作家”的作品,我们常常给予过高的评价和过多的奖赏。某些“著名作家”的作品,尽管实在难以咀嚼和下咽,我们的批评家仍然会不吝赞词,好话说它一箩筐。有的学者甚至对情形复杂的“90年代以来的文学”,也只是一味地赞美,不仅认为它是“一个世纪以来文学最好的时期,一个丰收的时期,一个艺术水准最高的时期,一个诞生了经典的文学作品的时期”,而且还高自标树地说,如此辉煌的“文学时代”,“并不是每个时代的人们都会遇到的”。总之,面对应该冷静质疑和严格批评的作家和作品,我们的学者和批评家却成了慷慨豁如的表扬家和荣誉徽章的颁发者。在这些苍黄反复、二三其德的批评家身上,勃兰兑斯的坦率而尖锐的批评精神,就更是难得一觌。在《十九世纪文学主流》中,勃兰兑斯毫不讳掩地批评缪塞,认为他的《一个世纪儿的忏悔》充满“玩世不恭”:“这种装腔作势的玩世不恭,和其他装腔作势同样令人产生不快的印象”,不仅如此,“缪塞一开始就有一种装模作样的优越感,在宗教方面表现出极端怀疑,在政治方面表现出极端冷漠。然而在这种怀疑和冷漠下面,我们不久就瞥见了一种不是男子汉气概的软弱,久而久之,这种软弱就昭昭在人耳目了。”在我们这里,尽管有的作家身上存在着比缪塞更为严重的问题,但是,有几个人敢于像勃兰兑斯那样不留情面地质疑?敢于像他那样毫不宽假地批评?

在当代文学的分析和评价上,还存在一种“分离主义”的倾向,那就是只谈文本,不及其余。事实上,研究文学应该具有“人文互证”的眼光和“知人论世”的视野,也就是说,在阐释文本的时候有必要涉及作者的人文素质和人格状况,涉及作者与现实的关系,涉及他对读者的态度。如此说来,较为完整的“价值准则”体系,应该将这样几个方面的尺度包含在内:超越性,即作者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和充分的教养,是否能摆脱权力和金钱等异化力量对自己的消极影响,摆脱“市侩主义”对自己心灵的败坏,用具有升华力量的方式来展开叙述和描写;批判性,即能否捍卫内心的自由与尊严,无所畏惧地向权力和人们说真话,而不是用虚假和娱乐化的方式来回避历史和粉饰现实;启蒙性,即作者是否具有成熟的文化自觉,是否具有站在“平均数”之上发现病相和残缺的能力,是否能够给人们提供照亮前行路途的光明;给予性,即能否摆脱自我中心倾向,以充满人道情怀的态度关注并叙述具有社会性和人类性的经验内容,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泽被读者的精神财富;审美性,即是否有雅正、健康的趣味,能否发现并创造出一个真而美的世界,能否使人们体验到可以味之无极的美感内容与挹之不尽的诗性意味。[NextPage]

用这样的尺度和标准来衡量,我们恐怕首先需要研究的,不是“中国当代文学”的“价值”,而是它的缺陷和“无价值”;首先要关心的是有没有“勇气”说真话,而不是选择以什么“身份”或站在哪个“立场”来说话。事实上,我们从来就不缺乏“积极地”认识当代文学“价值”的热情,——迄今为止的绝大部分关于当代文学的著作,都是“肯定性”甚至“赞扬性”的;我们迫切需要的,恰是敢于直面问题的勇气和质疑性的声音。我们需要丹尼尔·贝尔《资本主义文化矛盾》那样的批郤导窾、直中肯綮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——他批评美国二十世纪60年代的文学“流于淫秽”、“欣赏荒诞、颠倒价值以讴歌基本冲动而不是高级冲动”、“热衷于暴力和残忍、沉溺于性反常、渴望大吵大闹、具有反认识和反理性的情绪,想一劳永逸地抹煞‘艺术’和‘生活’之间的界限”。平心静气地讲,《檀香刑》与《狼图腾》不正是“热衷于暴力和残忍”的作品吗?《许三观卖血记》和《兄弟》不正是“欣赏荒诞、颠倒价值以讴歌基本冲动而不是高级冲动”的作品吗?《废都》和《秦腔》不正是“流于淫秽”、“沉溺于性反常”的作品吗?不正是想通过对琐碎细节的芜杂堆砌“一劳永逸地抹煞‘艺术’和‘生活’之间的界限”的作品吗?既然如此,我们为什么还要称之为“经典的文学作品”?是因为我们缺乏成熟的鉴赏力,还是因为我们缺乏说真话的勇气?

事实上,评价当代文学的难度还在于,我们所面对的,不是一个结构单一、性质纯粹的对象世界。所谓“当代文学”不仅意味着时间跨度的漫长,而且意味着内容构成的复杂。它的最新的阶段,作为“当前文学”,近距离地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,但是,它的占更大比例的部分,则已经隐没在历史的尘埃里,只有经过小心的擦拭和细心的辨认,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。大体上说,一体多面的“中国当代文学”,至少是由五个迥然有别的时期和面影构成的:

1949—1966属于“十七年文学”,“文学为政治服务”无疑是被普遍认同和接受的规约,而这个时期的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,整体上看,则是不够自觉的,缺乏对时代生活的独立观察和自由思考,但是,那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作家,以及那些长期“深入生活”的作家,却能赋予自己的作品以一定程度的真实感,使之弥散着清新湿润的泥土气息,在塑造“中间人物”的时候,尤其能给人一种真切、生动的印象(例如柳青、赵树理和周立波等人的小说);有的作品在反思现实生活的矛盾和问题上,显示出难得的清醒和勇敢,例如《在桥梁工地上》和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》;有的作品则在艺术性的追求上,达到了极高的水平,例如《百合花》的白描技巧,《红豆》的抒情技巧,都各臻佳境,不同凡响。

1966—1976年属于“天下熬然若焦”的“文革”时期,文学直接被当作“斗争”的工具,彻底沦为“政治”的婢女和权力的附庸,除了那些处于地下状态的充满活力的“潜性写作”,除了《艳阳天》在塑造“边缘人物”上偶尔表现出的技巧和能力,其他值得谈论的作品,实在不多——在这个可怕的文学荒芜期,中国文化正遭受着空前绝后的破坏和毁灭。1976—1989的“新时期”文学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复苏气象。诗歌是获得解放的人们表达情绪的最好手段,也是这个时期最活跃的文学样式,而并不朦胧的“朦胧诗”无疑是当代诗歌史上最灿烂的篇章,因为它不仅表达了一个时代的痛苦和渴望,而且还在对生活的反思上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尖锐和深刻;小说创作方面也出现了许多个性鲜明、才华横溢的作家,产生了许多令人欣喜和振奋的佳作,如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、《人到中年》、《人生》、《棋王》、《黑骏马》、《北方的河》、《老井》、《受戒》、《李顺大造屋》、《爱,是不能忘记的》、《公开的情书》、《鲁鲁》、《三生石》、《芙蓉镇》、《黄河东流去》、《人啊,人》、《活动变人形》、《古船》、《平凡的世界》以及《人妖之间》、《随想录》、《走向混沌》和《干校六记》等,这些作品或沉郁而厚重,或尖锐而真实,或精致而优美,给“八十年代”的读者留下了美好而温暖的记忆;这个时期的“先锋文学”,多有模仿,而较少独创,虽然致力于形式上的“实验”,但其成绩,并不很大。1989—1999十年的文学,虽然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做“新时期”文学的延续,如《白鹿原》、《一百个人的十年》等作品其实就是“新时期”的文学之树结出的果实,但是,整体来看,这个时期的文学却呈现出与“新时期”文学完全不同的样态——这是一个复杂的“市场化”的文学时代,许多作家放弃了“80年代”的启蒙精神,显示出从社会化叙事向“私人化写作”的转向,显示出从“介入性叙事”向“零度叙事”的下移,过多地表现了转型时代的玩世不恭的“玩主”习气和“活着就好”的生存哲学,——从写作的超越性和启蒙性等角度看,这个时期的叙事文学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性和影响力,甚至降到了1976年以来的最低点。当然,这并不能遮掩王小波的随笔、韦君宜的《思痛录》、邵燕祥与何满子等人的杂文、张承志以及史铁生等人的散文写作的光芒——他们的作品成为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收获,尤其王小波的随笔更是表现出当代启蒙写作前所未有的成熟和深刻。

1999—2009属于“新世纪文学”,在这个时期,文学虽然进一步市场化,“80后”成为媒体和市场炒作的新的热点,而一些“著名作家”的写作则严重地表现出“消极写作”和“反文化”的性质,但是,“底层写作”和“打工文学”却以令人震撼的尖锐和真实,反映了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艰难境遇,叙述了进入都市的“农民工”的痛苦经验。本来,充满散文气息的文学环境,是不适合伟大的诗歌产生和成长的,但是,老诗人白桦的《从秋瑾到林昭》却横空出世,峣然独立,仿佛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,闪耀着照亮大地的灿烂光芒。小说创作数量很大,佳作也多,《羊的门》、《沧浪之水》、《农民帝国》、《圣天门口》、《藏獒》、《水乳大地》、《小姨多鹤》等长篇小说以及《那儿》、《国家机密》、《姑父》、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》、《豆汁记》、《罗坎村》等中篇小说,无疑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收获。纪实文学的写作是这个时期文学最大的亮点和收获,《昨夜西风凋碧树》、《中国农民调查》、《夹边沟纪事》、《聂绀弩刑事档案》、《寻找家园》、《墓碑》和《寻找黛莉》等一批影响巨大的作品,或揭历史之秘,或诉现实之痛,不仅显示着这一阶段纪实文学的活力和实绩,而且昭示着关于文学写作的基本律则——真实是文学的力量之源,只有勇敢地直面历史的幽暗和现实的疼痛,文学才能产生深入人心的力量,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。[NextPage]

艾略特说:“没有任何东西比自我高度评价的愿望更难克服的。”为了客观地认知和评价我们时代的文学,我们固然需要发现“价值”的研究,但更需要克制“自我高度评价的愿望”,要慎用少用“最好”、“最高”、“辉煌”、“经典”等标签,更应该致力于对问题的发现和分析,因为,正是这种尖锐的质疑性的批评,才有助于我们克服文学领域的无视现实、流于幻想的“包法利主义”,才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的局限和残缺,从而最终摆脱幼稚的“不成熟状态”。尽管这样的否定性批评有可能被别人误解,被谥之以“骂”的恶名,但是,批评本来就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,就是一种充满风险的艰难事业,又何忧哉,又何惧哉!

(实习编辑:崔婷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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